凸显大国担当 增进历史认知
抗战主题“思政大课”的备课和授课过程,对全体备课组教师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,很多习以为常的教学观念、标准和方法都受到了冲击。也恰恰是这些挑战,带给我们一线教师最深刻的触动。
抗战主题“思政大课”的备课和授课过程,对全体备课组教师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,很多习以为常的教学观念、标准和方法都受到了冲击。也恰恰是这些挑战,带给我们一线教师最深刻的触动。
1987年早春,《新文学史料》刊出一份影印件,引得史学圈哗然——六千多字的长信,写信人周作人,收信人周恩来。信纸色泽暗黄,日期却清晰写着“1949年2月”。谁也没想到,这封本应送进中南海的文件,竟在档案室沉睡了三十八年才重见天日。
2025年,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9月25日上午10时30分,庆祝大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。值此欢庆时刻,我们转发此文,怀念见证自治区成立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开国元勋董必武。
百年前,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进步青年们聚集在上海石库门的一个房间中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,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崭新篇章。在这次大会上诞生了第一个纲领性文件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,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和历史使命,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
看到这封家书,他这样写道“献之弟:潘主任带来的信已收到,我因在颐和园养病没有会见他,我的脚疾,经诊断确实名为痛风”,从这样的叙述中,也可以看出,他为国操劳,其精神可嘉。
看到这封家书,他这样写道“献之弟:潘主任带来的信已收到,我因在颐和园养病没有会见他,我的脚疾,经诊断确实名为痛风”,从这样的叙述中,也可以看出,他为国操劳,其精神可嘉。
80年前,随着法西斯集团走向穷途末路,一场事关战后格局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。1945年6月26日,作为首个签字国代表,顾维钧用毛笔在《联合国宪章》上签下中文名字。“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。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,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。”他签字后发言
“1924年5月的广州黄昏,’这个湖南小伙子,我看行!’毛主席放下茶杯,轻轻点了点名单。”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对话,却在后来改变了两名青年的一生,也给黄埔军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注脚。那一年,孙中山力推国共合作,决定用一所崭新的军校来锻造革命的脊梁。南中国悄然躁动,省
有些事,你以为自己退下来了,结果命运又把你推回漩涡中心。有些人,明明一身病痛,却偏要咬着牙顶在最前头。董必武,那个我们课本里总是正襟危坐,眉眼慈和的副主席,背后的故事,其实比你想象得要波折、要有温度。
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情怀,中共中央曾以纪念“七七”抗战为契机,以宣言等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表自己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意见、建议、声明、承诺、愿望和主张等。1939年至1946年间,中共中央共发表了六个纪念“七七”抗战的宣言。
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,抗战时期,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。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。一天,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。他说,抗日战争时期,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。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,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,这个中缘
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,大别山是一座壮丽丰碑。这里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,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、坚持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之一。这里走出了三支主力红军,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忠诚于理想、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。
1949年10月1日,开国大典,一幅熟悉的油画反复见诸各种历史场合: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中央,后方依次排列着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等副主席,红灯笼、红旗,色块里是热烈得几乎要溢出来的仪式感。这是视觉上最典型的“1950年代中国”,几乎无人不知。但如果真的把镜头拉回那
陈潭秋,名澄,号潭秋,是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人之一,也是中共一大代表、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早在少年时期,陈潭秋就立志“要正直为人,为民众办事终生”,做一个“澄清浑浊的世道的人”。
中华文化一直有严于律己、克己修身的传统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,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自省自励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觉,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、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要求。党员干部养成经常扪心自问、反躬自省的习惯,就可以醒脑、明目、定神、修身,做到初心
董必武摘下滑到鼻尖的老花镜,电话那头传来陈赓特有的湖南口音:"必武同志,有个叫沈毅的死刑犯......这人不能杀!他救过我们整个特科啊!"
在渝中区人民公园的绿荫掩映下,两栋青砖灰瓦的中西合璧建筑静静矗立。鲜为人知的是,它们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风云的见证者,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见证地。
1963年,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其回忆录《私立武汉中学简记》中说:“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,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,我是创议人之一。”